徐若萱

(3)正式回归过去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逐步增加汇率的波动空间。

第三，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什么是现实当中土地的真问题，什么是农民真正关心的土地问题?城里人议论很多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来讲，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财政支农资金比重总体上处于波动和下降状态，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一些地方以统筹城乡为名，统农村的土地资源多，筹农村的公共服务少;统城市的建设项目多，筹农村的民生工程少。第二个误区是片面强调农民当了市民，拿土地换户口和住房，拿土地换保障。农民讲，家里还有十几亩地，把土地就这么放弃了，给一个城镇户口，不划算。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把户籍的登记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脱钩。

进入新世纪，我国政策基调正在向消除农民工在城镇定居限制的方向转变。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办法不合理，征地程序忽视农民意愿，失地农民生活无着落、长远生计缺乏保障。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

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从2009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

——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元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元，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四、发展低碳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初步测算，未来10年，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达到15万亿～20万亿元。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

低碳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它既同过去我们所说的一般环境保护有直接联系，又远远超出环境保护的范畴。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

首先，我们不能把低碳经济的发展简单等同于过去讲的一般的环境保护。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

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

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消费大国 。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元的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

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一、消费增长与需求结构的升级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即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整变化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一个高层次、广视角的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经济社会体制以及建设社会诚信制度等为依托，做好四方面衔接，即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中促进增加社会财富。收入分配是一个大系统，其构成因素有分配主体、分配内容、分配手段、分配结构、分配水平、分配关系等，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包含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关、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职工工资分配等多方面内容，且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相互联系、制约。五是抓好分配问题的重点突破。

重点包括以下几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粗放型为集约型科学生产，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推行产业产品升级换代，把低附加值产品逐渐变为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把收入分配的蛋糕做大。统筹规划、系统设计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政策措施及实施步骤等，为标本兼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指明方向。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事关全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等等。

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十多年了，早已引起中央的重视，党的十五大即提出了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和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的要求。在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